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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新婚大宴（补办的婚礼），设席款待乡里时，6个月大的女儿被人抱走性侵，裤管内外沾满了血。他还以为孩子是从高处坠落，抱着女儿急奔医院。在医生清理完孩子下体，发现处女膜破裂、阴道撕裂3厘米时，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新婚日，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苦难日。这样一位父亲，我们怎样才能宽慰他的崩溃。
在二审判决出来后，5年有期徒刑的结果让人叹法律何为。其中，最大争议是，为什么定了加害者“猥亵儿童罪”而非“强奸罪”？按照常规理解，这两个罪名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性交——有性交的算强奸，利用性交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满足性欲的算猥亵。
但关键更在于“性交”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只有“插入”才算性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只要性器官接触即构成强奸既遂（采取的是“接触说”而非“插入说”）。这种认定方式，是为了保护幼女。因为在大量案例中，很多幼女连基本的生理构造都未发育完成，不是加害人不想插入，而是根本不能。
所以，只要法院认定加害人和受害女婴两者的性器存在接触，即可认定强奸罪名成立。虽然此案二审宣判文书还没有公布，但综合各方信息可以断定，法院认可了犯罪嫌疑人“采用手指插入的方式侵害女婴”的说法，且认定无性器接触，故定“猥亵罪”而非“强奸罪”。
这样的判例，以往并不缺乏。只要是性器没有接触和插入，一律都认定为猥亵罪。
犯罪嫌疑人用手指插入女婴下体，进行抠摸，造成其处女膜破裂、阴道撕裂，这种行为到底怎么认定才最准确？这个问题，涉及到强奸罪和猥亵罪模糊地带的认定难点，我们综合学界、国外的意见和实例，给出两个讨论空间（整个专题不讨论同性之间的性侵害，以及女性侵害男性的情况）。
1，不要扩大化。对于成年妇女，应将普通强奸中的性交方式，限定为男性的阴茎进入妇女的阴道、肛门和口腔，但不应该包括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手、足、口）或器物（香蕉、人造阳具）进入妇女的阴道、肛门和口腔。对于后者，应认定为猥亵行为。这是为了强调猥亵和强奸的本质区别。
2，要侧重对未满14岁幼女的保护。如果受害者是14岁以下幼女，性交不仅应包括男性阴茎插入幼女阴道、肛门和口腔，而且要包括男性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者器物插入幼女的阴道、肛门。之所以要这样定义，是因为强迫幼女性交，不仅侵犯幼女的性自主权，更是对幼女身心健康的严重摧残。如果只定猥亵，结果往往是轻判。
类似的定义若能获得认可（通过人大修法或最高法出台解释），此案中加害人的行为即可认定为强奸既遂，因为他已经把罪恶之手伸向了女婴的下体。
如果有人不能理解这样的定义，可以试想一种局面：一个成年男子，用自己的阴茎和未满14岁幼女只进行“外阴摩擦”，就可被判强奸罪；而另一个成年男子，不断用手指抠摸幼女下体，并造成实质性损伤，结果只能被认定为猥亵罪。这合理吗？
一直以来，对儿童实施的性侵害犯罪，取证都很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1，很多孩子在受到侵害后，没有及时告诉家长，等家长发现端倪时，已经很难获得阴道提取物；2，孩子对加害者具体实施的行为，往往缺乏认知度，无法准确描述遭遇了什么。
在此案中，这两个原因几乎发展到了极致。首先，6个月大的女婴，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对其阴道进行了清洗（谁也没往性侵这个方面想），这直接导致了最重要的证据可能已经流失。其次，这个婴儿只有6个月大，完全不会说话，又没有其他人证，法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加害者自己的供述。
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本案的一审中，法院以“检方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足”而要求重侦。
猥亵行为只有具有强制性时，才可能入罪。非强制的猥亵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范畴，不在本专题的讨论之列。那么，强制性猥亵行为，一般如何量刑呢？
根据司法实践，大多数猥亵案件，判刑都在5年以下，如果猥亵儿童的，可以从重处罚。但这个从重的极限，就是5年。所以本案判5年，已经属于从重判罚里的顶格判罚。只有猥亵行为在满足“聚众或在公共场所中进行”的情况下，才可能被判5年以上15年以下。
本案中不存在“聚众”情节，关键就看犯罪地点是否属于公共场所。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加害者是在女婴父亲的婚礼现场，把孩子抱进一家茶园，实施了犯罪行为。公共场所的法律定义是“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那么茶园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就有很大的模糊性（有可能是属于私人的）。
根据二审的判决结果，法院显然不认为此案属于“聚众或在公共场所中进行”的加重情节。
在公共场所实施侵害相比于在其他场所，情节确实是更加恶劣。因为这具有公开凌辱的意味，可能会让受害者遭受更大的伤害。但本质上，还是从“社会危害性”上来考虑的，更侧重惩罚加害者对“社会秩序”的伤害。
以本案为例，受害者仅仅半岁，即使对她的施害是在公共场所进行，对她的伤害也并不比躲在某处进行更大(因为受害者还未记事）。但两者的处理结果却可能大不同。反过来说，以“聚众或在公共场所中进行”作为唯一重判情形，很不妥当。
在对幼女实施性侵害的案件中，完全可以在14岁的年龄线下，再细分年龄层。最小的受害者可以圈定为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的人群。对这一群体施暴，可视作最恶劣的加重情节之一。本案之所以刺痛人心，正是因为孩子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媒体关注，是因为受害女婴的父亲在微博上不断求助。他痛斥不公、哭诉遭遇，但最大的纠结还是女儿的未来，“事情结束后我会带着孩子妻子离开故乡，隐姓埋名的生活，就是不知道公安局是否会让我改名字。”“孩子一辈子被残忍的毁了，如果父母和亲属还有邻居乡亲只要有人让孩子知道这件事，这将比直接杀了她还让她痛苦。”
这位父亲自身的恢复能力，将决定他女儿未来的成长之路。因为这件事更可能落下心病的，是这位父亲，这种心病是否会映射到未来和孩子的相处模式中，值得我们关心。一直以来，在性侵儿童案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受害者都会强调要进行心理辅助，可急需心理帮扶的还有孩子的家长。根据专门研究儿童性侵问题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龙迪博士的说法，很多被性侵的女孩自己已经忘却了，但家长却一直生活在挥之不去的阴影下，甚至因此家庭变故（夫妻离婚），更有些家长成了歧视者的帮凶。
这是因为，人们常常会认为性侵犯是伤害了一个女孩的贞操，令她终生生活在性的耻辱中。这种观点很容易把受害者家属带入歧视和反歧视的漩涡，他们跟着这样的观点转啊转，不时地反驳、愤怒、被同化、抵抗同化，痛苦倍增，不堪心累。除了要等待社会观念的扭转，更要对受害者家属提供心理救济。在美国，这一项服务由社会公益组织无偿向受害家庭提供精神科医生来解决，而国内还没有相关机构提供这样的服务。
(责任编辑：唐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