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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亲情篇
难忘的手足之情系列报道之（四）
兄长生于1946年丙戌(狗)年，病故于1995年12月去新疆看病的途中。兄长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七左右，身体比较瘦弱，体重不到六十公斤。他麦子色的皮肤，长方形的脸庞。由于常年的劳累与辛酸，四十出头，岁月已在饱经风霜的面额上刻下道道皱纹。兄长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刚强秉性，直来直去的风格，说话处事干练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走起路来像部队出操似的，挺胸抬头，目不斜视，一派雄纠纠气昂昂的模样。
兄长和母亲都属狗，是同一个相属。过去的人是人穷讲究多，说父母和子女同相属是“丁”相。“丁”相会给家庭带来不祥。所以，兄长小时侯父母给起了“丁狗”这个名字。据说丁相用“丁”字起名可破除相克给家里带来吉祥、平顺。兄长“丁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二十岁上下时，自感这个名字太俗不雅，就自改名为“国强”，和我同用了一个“国”字，他“国强”，我“国栋” 。
兄长是1968年4月从清水县老家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014部队从军。这支部队是处在祖国大西北边陲的新疆沙湾县。这个地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支部队是一支设在祖国边防的骑兵部队。他在部队服役五年时间，曾当班长，多次受到嘉奖，并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3月退伍，退伍后又回到了农村。那时，从农村去参军的人在退伍时基本上都安排了工作，可兄长仍然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兄长在部队五年，嫂嫂和永正侄子在家也受尽了磨难。就这样的日子过到兄长四十九岁那年，兄长患病身亡去世在去新疆治病的途中。兄长去世后，嫂嫂患病卧床，治疗和吃穿费用基本无着落。我每次回家看到嫂嫂可怜的模样，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我早逝的兄长。一次嫂嫂对我说：“你哥在部队的那几年受尽了罪，积劳成疾，要么不会走的那么早！”是啊，兄长不要走那么早嫂嫂也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啊！
父母亲生我们姊妹四人，两个姐姐和我们弟兄两。两个姐姐都比我和兄长大，兄长属狗我属虎，兄长也比我大四岁。两个姐姐和兄长都已先后去世。二姐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兄长去世时也只有四十九岁，大姐去世较晚，七十二岁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们姊妹四人中三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已暮色之年。他们在世时总感到来日方长，兄弟姐妹之间经常磕磕碰碰，吵吵闹闹，感到一切都无所谓。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兄长去世后，我如梦初醒，想起他在世时的生活片段，使我痛心疾首，悔恨至极。
兄长在他短暂的四十九个春秋中，饱尝了人世间的艰辛与苦难……
（一）
兄长的童年是在五、六十年代生活非常困难时期度过的。那时，是生产队集体作业，社员给生产队劳动，靠记工分分口粮过日子。兄长十三岁时就给生产队放羊。放羊虽不是重体力活，但早出晚归一年四季都手不离放羊鞭。不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不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不停的手持放羊鞭放牧羊群。每当他不愿出工放羊时，母亲总是含着泪抚摸着他的额头说:“孩子，人不吃饭不行，羊不吃草也不行，娃是个懂事的孩子，听妈的话快去放羊!”当兄长拿起放羊鞭不情愿地走出家门时，母亲双眼盯着他的背影，撩起衣襟偷偷地擦去泪水。
六十年代初，我们那里发生了饥荒，村民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灾情触目惊心。在那饿死人的年代，十四岁的兄长成天挖野菜、刮树皮，寻找能食用的东西让我们充饥，与父母一起挽救全家人的生命。有时他还偷偷地在邻村沿门乞讨，生怕父母亲知道后伤心。那时，谁家有充饥的东西能给人呢？有的乡亲看见兄长年幼可怜，就将省下的半根萝卜或半个槺菜团给他充饥，可他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家来让我吃。那时如找到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拿回家煮着吃可是上等的美餐。1960年冬天的一天，兄长带我徒步三十多华里的太平梁的山沟找寻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那里人口密度不大，土地面积宽广。去时我们肚中空空，跑了一天山路，不但没有找下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差点连家都回不了。我们弟兄俩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寸步难行。深夜十二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兄长还背着我步履蹒跚艰难的往回家走。父母亲在家差点急疯，母亲站在院子的老梨树下嚎啕大哭，一踏进家门母亲迎上来搂住我俩只是放声痛哭。
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父母亲看见我们姊妹四人个个面如菜色，骨瘦如柴，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父亲急去党湾村求二伯父和三伯父帮凑些谷糠之类的东西拿回家让我们吃来救救我们姊妹的命。党湾村人少地多，情况比裴家庄好的多。二伯父、三伯父家情况也比我家好的多。他们俩家找了有一麻袋左右的胡麻壳衣。父亲背回来加工成粉让我们吃。胡麻衣人吃后会过敏，身上痒得实在难受，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
1962年以后，家境状况虽稍有所好转，喝的面糊糊比过去稠了些，但在春夏青黄不接季节仍少不了吃康咽菜。那时，兄长十五、六岁完全可以上学读书，但为供我继续上学读书，自己却放弃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就这样，兄长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他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家庭的生计，放下放羊鞭，干全劳力的重活，开始挣全工分。他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担粪、耕种、收割。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自幼累弯了腰。他除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外，还承担起了家里挑水﹑割柴﹑担土垫圈等家务劳动。我继续在学校上学读书。我与兄长相比，兄长出的力、流的汗比我多得多。
兄长自幼非常疼爱我，他若抓住蚂蚱，一进门就大声喊“国栋，我给你捉住蚂蚱了!”然后，连饭顾不上吃，偷偷地把母亲挑选用来编草帽的麦草秆泡在水里，用泡软的麦草秆忙着编蚂蚱笼。母亲发现后就唠唠叨叨说他几句，他只顾编蚂蚱笼，一声也不哼。我拿上兄长编的精巧的蚂蚱笼，非常自豪的在小伙伴中进行炫耀，其他伙伴都非常羡慕，小伙伴们也求兄长给他们编蚂蚱笼，兄长再忙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记得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兄长用葫芦壳和马尾自制二胡开始学着拉二胡。那音不是音，谱不是谱的音调至今我还能记忆起来。后来，他挖冬花、打洋槐树籽变卖后买回一个二胡琴，一有空就学着拉起来。记得他学着拉出的第一个腔调是当时最流行的《东方红》这首歌曲。一边拉一边炫耀般地问我：“国栋，你听我拉得咋样?”我不加思索地随口回答：“狗噔……狗……噔……狗……噔……。”这下大将犯地名，自找没趣。兄长属狗，小名叫“丁狗”， 他认为我是有意污辱他。兄长气得二话没说，从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莫及。他为了学会拉二胡，不耻下问，无时无刻地学练。有次，在中午午休时在家学拉二胡，响声影响了邻居的午休，隔璧大伯寻了过来，母亲急忙上前替兄长赔情，从此兄长在午息时间再不在家里学拉胡琴了。在家里不拉，他不怕累，在午休时间直奔村外的山坡上继续学练胡琴。兄长既没文化又不懂乐谱，但二胡拉得非常好。他拉秦腔曲调在村子很有名，天阴下雨村子里一些秦腔爱好村民找他拉秦腔来学唱。村上排练《三世仇》、《智取威虎山》等秦腔革命样板戏，兄长的特长派上了用场。从正月初一开始闹社火演秦腔，到二月二龙抬头，他整天在秦腔社火队伴奏。村上邻村演唱革命现代戏，乡民们看见兄长二胡拉得好都赞不绝口。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兄长结了婚。兄长的婚姻也和那时的同龄人一样，是父母托媒人说下的亲事。嫂嫂娘家是离裴家庄不远一个叫支家河的村子。嫂嫂名支招英，1949年解放那年所生，属牛，比兄长小三岁。婚后兄长本想着过几天顺心日子，但嫂嫂和母亲开始闹矛盾，婆媳关系不和常常把他夹在中间，左也不对右也不是，使他左右为难，非常困惑。为减少家务纷争，婚后第二年就分了家，兄长和嫂嫂另起锅灶开始单独生活。分家后兄长期盼小俩口的小家庭有个安稳、平静的生活环境。本应该分了家不在一起生活可以减少许多纠纷，但由于居住在一个院落，矛盾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甚至更加突出。
我们院子中间有一棵老梨树，这棵老梨树基本与这个院落同龄。当时正是盛果期，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不知母亲和嫂嫂因何问题发生矛盾，嫂嫂气头上不计其后果地砍掉了这棵梨树。那时我当民办老师，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炕上哭泣，嫂嫂仍大喊大叫，嚷嚷闹闹。院内一片狼籍，满院撒落着树叶和枝条及尚未成熟的果实。父亲一旁劝母亲不要生气，母亲不停地哭泣。我既不能责怪母亲，也不好说嫂嫂的不是。我动手清扫了院子残留的落叶残枝，连晚饭没吃又回到我任教的学校去住宿。兄长从劳动工地回家后看见这种状况，气得直流泪，不吃不喝睡了几天。
由于家里矛盾的不断升级，兄长选择了离开家乡丢手不管的做法。1968年春季征兵开始后，兄长不顾父母家人的劝阻，果断报名参军。记得在我小时侯我们那里对当兵参军很可怕，人们把当兵——打仗——死亡，始终连系在一起。这种情况的行成是与旧社会抓壮丁有着密切的关系。解放前乡村最怕抓壮丁，因为抓去的壮丁有去无回。听老人讲，民国时期在我们村抓走了许多壮丁都战死沙场，难以生还。因为这样所以当兵给人们思想上造成恐惧心理。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是服兵役的适龄年限。如若谁家孩子验上兵，谁家就祸事临头，个个都哭丧着脸。兄长从十八岁开始验兵，父母亲生怕验上兵，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逃避。那几年，我们家每年有吃没喝大小都得养头猪，养猪既不是为吃肉，也不是为家庭临用变卖换钱，而是祭祀神灵保佑兄长不要验上兵役。听人说在体检前喝上酒就会血压升高，不符合验兵条件，兄长每年去验兵体检时，父亲都会准备一小瓶酒，让兄长揣在怀里，体检测血压前偷偷地喝了。那些年不论是神灵保佑也好，还是饮酒起作用也罢，兄长果然始终没有验上兵，我们全家非常庆幸。这次他已经年龄二十三岁即将超龄，是服兵役的最后一年。父母亲和亲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当兵，在家照顾好妻子，挣工分，分口粮好好过日子。可是怎么说，怎么劝，他都不听，非去参军不可。在体检那天，父亲仍然准备了酒，这次他不论怎么也不带。听一同去验兵的青年告诉父母亲，兄长开始来接兵的解放军在目测时嫌兄长年龄偏大，不愿接受兄长参军，可兄长死缠硬磨闹着非去当兵不可。他的举动感动了部队接兵人员，就免强过了目测和体检。兄长就这样如愿以偿的验上了兵。
兄长验上兵以后，我受父母之命去县城送兄长县人武部报到。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文攻武卫”武斗的时期。县城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武斗非常激烈。县城党政机关瘫痪、企业单位停工、学校停课、商业门店关门，四处岗哨林立，一派行军打仗的气氛。县人民武装部是军事单位，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基本还能正常开展工作。兄长到人武部报到后，吃住开始由武装部负责。我囊中空空，无处吃无处住，孤伶伶地荡游街头。天渐渐黑了下来，没有我容身的地方。一些好心的老大爷、老大娘看见我一个小孩孤零零地荡游街头，劝我尽快找地方歇息。隐隐约约的枪声提醒了我，清水县二中部分同学也停课闹“革命”到县城来参加派系斗争，如果找见他们，晚上可有个落脚的地方。清水二中和我关系较好的几名同学都是“保守派”，他们住在县一中“保守派司令部”。县一中在县城永清镇山城堡子内，那里岗哨密布，戒备森严，经过了几个关口的审查，才允许留宿到那里。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又步行往老家裴家庄赶。给父母说明情况后再去天水火车站送兄长乘火车。到家里大概是中午十二点左右。晚上又连夜步行五十多里山路赶到天水火车站广场。到天水火车站广场大约是早上十时左右。兄长乘坐的从清水到天水火车站送新兵的车辆还没到，我焦急的等待着兄长的到来。那时的天水火车站非常简陋，火车站广场还没有两个蓝球场那么大，侯车室是几间破烂不堪的砖瓦房，屋檐下挂着毛笔书写的“侯车室”三个大字的木板。在广场上停留着许多穿草绿色军装的新兵和送新兵的亲人。映入眼帘的是送新兵入伍的亲人个个面带愁容，恰似生死分离的悲残情景。广场上没有欢送新兵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欢送仪式。下午一点左右，一辆辆送新兵的车辆又驶入广场，我奋力挤进人群寻找兄长。当发现兄长穿着不太合体的军装站在面前时，我不由自主的扑了上去紧紧抱住哥哥的腰，生怕兄长离我而去。兄长也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用牙齿死死咬着兄长穿的新军装的衣襟，竭力制止抽泣，兄长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兄弟，你都长大了还哭啥？当几年兵就回来了，现在父母亲就全靠你照顾了!”兄长热乎乎的泪水撒落在了我的脸上。
火车站广场接新兵的军人一批批带着各自所接的新兵，陆续进站搭乘去部队的火车。兄长是去新疆的新兵，直到下午五时左右，在一位三十多岁左右年龄的军人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进了站台。我不顾一切往站内挤，入站口也没有捡票员，好不容易挤上了站台，尚未站稳看见兄长登上了接新兵的闷罐军车，兄长的踪影已从视线中消失。我仍不顾一切地往那节车厢挤。突然，“呜……呜……”，一声长笛，火车启动，哐当……哐当…… 哐当……，列车喘着粗气向西驶去，消失在晚霞的余晖之中。我拼命的顺道沿追赶，可车辆消失的无影无踪。
兄长走进闷罐车以后，我心里捉摸着什么时侯再能见兄长的面呢?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也无法步行回到清水老家。于是，就挤进侯车室准备过夜。早春的天气还非常寒冷，侯车室内挤满着人。其实这些人中乘客很少，大多数是赶集无资住店的未归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在侯车室面积不大的房间内，摆放着几条破旧的连椅，中间有个象氨水筒似的铁皮烤火炉。铁皮烤火炉燃烧着多半土少半煤的自制煤砖，温度也没那么高。大家你争我抢地围在火炉周围，有的拿着雪水湿透了的鞋袜在炉子上面来回翻腾地往干烤，有的把冻得结结实实的包谷面干粮放在上面烤。连椅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人，有些干脆平卧在冰凉的地面上。室内旱烟味、脚臭味，各种难闻的味道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深夜十二时左右，车站工作人员开始清场。凡无票人员一律被赶了出来。我属无票人员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被赶出来的人员中大多数是流浪乞讨人员，也有像我这样送新兵无钱住店的亲属。我在室外背靠着候车室墙壁站在廊沿的走道上过夜，时不时被……哐当……哐当……哐当……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火车启动震耳欲聋的鸣叫声惊醒。突然……铛……铛……铛……侯车室墙壁上挂钟敲响三下，哦，原来已经是凌晨三点。挂钟的响声把从沉思中惊醒。我熬在这里受罪还不如连夜往家里走去。于是我就摸黑踏上了返程的路。天水火车站离老家要五十多里山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家里走。早上八点左右回到了家。一进门看见母亲仍坐在土炕的窗子前向外张望。听父亲说，自兄长离开家，母亲坐在炕上不吃不喝也不睡，眼睛哭泣得又红又肿。我急忙坐在她身旁，胡编乱造地安慰母亲说，兄长穿得多么多么好，吃得多么多么好……，用这些来哄骗母亲开心。可母亲连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泪水从悲伤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流。
兄长参军后，母亲时时刻刻挂记在心。在部队服役的五年时间里，母亲眉头紧锁，经常哭哭啼啼念叨着兄长。特别是逢年过节，她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哭的泪人般似的。兄长在部队的那几年，母亲再苦再累每年大小也要养头猪，在腊月初一或者腊月十五宰杀祭祀神灵，祈祷神灵保佑兄长在外平平安安。我记得有次村上放映电影《南征北战》战斗故事片，她看到影片中激烈的战斗场面时回想起了兄长，在她的想像中，兄长每天在打仗，隨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母亲情不自禁的在电影放映场嚎啕大哭，惊动了在场的观众。我急忙将母亲搀扶回家，怎么开导都不听，接连几天不吃不喝，闹着非要我把兄长从部队叫回家让她看看不行。直到这年冬天，兄长探亲回来，她才稍有心宽。
兄长当兵在那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受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磨练。参军两年以后回家探亲，身体比过去更加瘦弱，皮肤也比过去黑多了。母亲非常心疼，归队时母亲死活不让走。兄长在外边受罪，嫂嫂在家也并没有享多少清福。虽是军人家属，生产队给予了照顾，但毕竟是妇道人家，头疼脑热得自己去料理。生产队地里分的粮食、柴草有时我也帮嫂嫂，但毕境有限，大部分得靠她自己去背。兄长参军时大侄永正已出生，缺少幼时应有的父爱。在那个年代他们母子确实受了不少的罪。
（三）
1973年春，兄长服役期满退役仍然没有逃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在此之前，农村去的兵退伍后都一般安排在工厂﹑单位上班，端上了国家的吃饭碗。偏偏就在兄长退役的那年，农村兵停止安排工作。兄长退伍后仍然和乡亲们一起投入到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战斗行列。他在部队时入了党，回村后又以复转军人﹑共产党员的双层身份带头出力流汗。复员的第二年，社员选他当上了生产队长，别人当上村干部自己可以干些轻松活，家人可以沾点光，而他当上队干部以后，不仅自己累弯了腰，而且父母和嫂嫂也没占一点便宜。一些人还幸灾乐祸地说：“国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974年，公社看上了兄长吃苦耐劳的精神，决定让他当不脱产的公社基干民兵连连长，带上百名基干民兵去修筑清水县红堡镇至天水县社棠镇和家乡稠泥河至小泉村的两条公路。红—社公路是清水县城通往天水县的一条捷径，这条公路贯通比过去从山梁上绕行缩短了五十多公里，对改善全县交通运输落后状况至关重要。家乡稠泥河至小泉的公路是打通稠泥河流域二十多个村庄连接县乡公路的唯一通道。实际是家乡的一条致富之路。兄长拖着不堪负重的身躯，带领一百多名基干民兵，在国家没有投资多少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用最原始的镢头、铁锨等劳动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日夜奋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贯通了这两条公路，改变了清水县西部交通落后的状况。现在，红—社公路已成天水至平凉高速公路的主道，是甘肃省通往陇东和宁夏地区的交通枢纽。至今一些年龄较长的乡亲们看见公路上往来如梭的车辆时，也就提及到兄长他们那时吃苦耐劳的可贵精神。
兄长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又有聪明过人的头脑。随着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修房建院的逐步多起来，农村砖瓦销售市场看好。兄长捉摸着办砖瓦场既可以解决村民修建房院需求，也给自己创出一条致富的新途径。于是，他决定在村西边自家责任田办小砖瓦场。兄长自带干粮在三十里之外的砖瓦场义务干活，边劳动，边学习，摸索烧砖瓦的技术。兄长的举动感动了烧砖瓦师傅，瓦匠师傅毫不保留的传授技术，还亲自来兄长所办的小砖瓦场进行技术指导，传经送宝。就这样，兄长很快掌握了烧砖瓦的技术，在自家责任田里办起了砖瓦厂。兄长精钻细研，摸索经验，他烧出的砖瓦质量上乘，在家乡稠泥河流域成为抢手货。在办砖瓦厂的那几年，兄长全家没黑没明的干，既要作务责任田，又要在砖瓦厂日夜奋战。繁重的体力劳动兄长累坏了身子，留下了满身的疾病，嫂嫂承受着女人们不可担当的重苦力活，三个侄子吃苦受罪也比同龄人多。孩子们的这段经历，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学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四）
常年累月的劳累，累坏了兄长的身体;生活的艰辛，不断地吞噬着他要强的个性。后来，兄长的不幸接踵而来。
1994年10月的一天早上，大侄永正来天水市找我，他拿着清水县医院开出兄长患有食道癌的医疗诊断书。孩子泪流满面的把清水县医院的诊断书递在我手中，当我看见“食道癌”几个字后，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天昏地暗，顿时失去知觉。天那，上苍怎么对我这样不公?你带走了我的父亲、母亲，又连我四十多岁的兄长也不放过。兄长，你不能抛下我不管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实，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给兄长治病，挽救他的生命。我当即乘车赶往老家接兄长来天水检查治疗。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左盘右拐的爬行。不止一次的在冰雪路上打滑，司机一次又一次地停车把干土撒在路面防滑。行驶不到两个小时就到裴家庄老家，一进院子看见兄长挺着消瘦的身躯在堂屋廊上煎熬中药。还没等到我开口就问我：“兄弟，你怎么来了?”我假装若无其事地样子说：“我去县上下乡，途经家里顺便来这里看看，哥哥你可好？”兄长沉思片刻说：“兄弟我吃饭咽不下去，可能得了重病，你看孩子还小，三个孩子有两个尚未成家，我万一有个……”我立即打断他的话：“病还没很好的检查治疗，就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他还想说什么，我没给他再留说话的机会。接着说：“哥哥，没啥大不了的，有病咱就看，今天我顺路接你去天水大医院检査检查，治治就好了！”开始，他有点不愿前往。后来，在乡亲们的再三劝导下，终于同意来天水市检查治疗。院子里围着许多送行的乡亲们。大姐和大姐夫知道后也从邻村赶来送行。这次竟然是我苦命的兄长与这熟悉土地、熟悉的人的诀别。
第二天，我领兄长去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检查。经专家反复检查诊断，确诊为食道癌晚期，早已错失了手术治疗的良机。我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肚里咽。不论怎么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苦命的兄长。听说天水市中医肿瘤医院研发一种叫“乾坤丹”的注射液，这种药物对癌细胞有杀伤作用。我四处托人找见这位药物的发明人，向他介绍了兄长的病情，求他想办法救救兄长的命。此人对他发明的药物吹得天花乱坠，貌似神仙一把抓，其结果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钱，病情不但似毫没有转机，而且在不断加重。那段时间，我非常清楚，兄长和我的相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很少上班，成天陪上兄长去治疗和游览天水的名胜古迹，尽量给兄长精神上的满足。虽然我告诉兄长患的是食道炎，但实际我和兄长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各自都不愿意挑明罢了。就这样坚持治疗一月多时间，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越来越消瘦。听说市政府部门有一名姓刘的干部患白血病去新疆和静县一家劳改农场治疗效果比较好。我就找到此人祥细地询问情况，抱着有奇迹出现的的态度，作出了送兄长去新疆和静县劳改农场治病的决定。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兄长在永正﹑永红两个侄子的陪护下，乘天水至库尔勒的火车踏上了去新疆为兄长治病的旅途。可谁知这条路也竟是兄长的一条不归之路，天水火车站的一别竟成为我弟兄俩永远的离别。
在新疆治病有两个多月时间，我基本每天电话联系了解治疗情况，安慰兄长在疆安心治疗。开始，听兄长说每天要喝大量用芒硝熬制的药物，成天拉肚，感觉不到有什么效果。后来，病情突变，于1995年12月底逝世在新疆和静县治病的劳改农场。兄长在疆去世后，我年幼无知的两个侄子在新疆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火化兄长，乘火车往来移送骨灰，受了不少委曲。那时我家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侄子把电话打给邻居家，让邻居转告我兄长去世的消息。那天，我在清水县下乡出差。兄长不幸去世的噩耗传来，使我悲痛欲绝。我悲惨情景感动了县上领导。时任清水县委书记王义同志帮我安排处理了有关殡葬方面的事宜。我即从清水赶回天水，准备迎接兄长灵柩。我亲如同胞兄弟的好朋友孙存义在天水我的家设起简易灵堂，桌子上摆放着哥哥的遗像，焚烧的香烛冒着清淡的烟苗，妻子和孩子们忙着烧化冥钱，遗像上的兄长仍微带笑容，好像给我说些什么似的，可谁知他已永远不会对我开口说话了。
兄长在疆去世后，永正﹑永红俩个侄子，小小年纪，在举目无亲，孤寡无助的情况下，到库尔勒火化了兄长的遗体，怀抱父亲的骨灰盒乘坐火车踏上了返回的路。因火车票的原因不能预期到达天水，我又和他们弟兄俩失去联络。我们在天水火车站接连三天未能接到。我唯恐他弟兄俩又有什么差错，急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站在火车站广场双眼盯着出站口，一天一天，一批一批，下车归来的人群川流不息，但望眼欲穿却看不到俩个侄子的到来。直到第四天深夜十二点左右才接上他们。看见他弟兄俩抱着骨盔盒走出出站口时，我不顾铁路工作人员和大家的劝阻，直冲了进去，我们叔侄三人抱头痛哭，许多围观群众看到我们叔侄悲惨场面也跟着抹起眼泪。凌晨3:00左右，我们把兄长的骨灰运送到了清水老家。亲房邻居在村外叫磨窑门地方的一孔破烂不堪的半截窑洞中设了祭奠灵堂，兄长的骨灰停就放在这里里。举行了简单的祭奠悼念活动后，两天后就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习俗安葬了兄长。
回想起兄长的一生，真是苦不堪言。他没有过上几天顺心的日子。幼年时正处在社会变革，动荡不安的时期，家境贫寒，没有享受正常儿童应有的欢乐和幸福;少年时代正处在连年饥荒，尸骨遍野的饥馑年代，饥饿几呼夺走了生命;青年时戎马从军，在祖国边陲受尽了非人的艰苦磨练;从部队退伍回乡后，又在那个战天斗地的非常年代，出尽了力，流尽了汗;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为了抚养孩子改变自己的命运，没黑没明地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孩子们长大成人，家庭经济情况有了转机，可四十九岁的他却抛下自己的妻儿去了不该早去的那个地方！
兄长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遗憾也深深的沉淀在心中。这个遗憾我是永远弥补不了的，他也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但兄弟姐妹“手足情深”这几个血和泪铸成的大字永远铭刻在了我的心中。在这里我大声疾呼我的儿女、子侄及阅读我这本书稿的朋友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缘份要珍惜！不论在什么时侯，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忘记“手足情深”这几个大字。
兄长去世后嫂嫂才四十六岁，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她是个非常能吃苦的女人。兄长当兵在外时，孤身在家，一切事情得自己靠自已，家里办起砖瓦窑后，跟上兄长没黑没明的干，吃尽了苦头。兄长过世以后，又独挑生活重担，一切都得自已扛。这几年患严重肺心病，虽气喘吁吁，但忙忙碌碌，仍辛勤劳作在责任田里。我每次回老家看到嫂嫂，就暗暗伤心，默默地祈祷神灵保估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三个侄子都为人忠厚老实。大侄永正和二侄永红家庭和睦，儿女满堂，事业有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们虽不算特别富裕，但够吃够用，生活过得去。都各自盖房修院，虽比不上村上修建得最好的家庭，但和兄长在世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唯有三侄永昌的婚事尚未解决，使我忧在心中。
在这里我呼吁社会：要不仅善待保家卫国的军人，而且也要妥善解决好退伍人员及其遗孀、亲属的社会保障问题。这样社会才能更加公正，军队才能更加坚强，人民才可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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