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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41岁,是2013年“萧山冤案”的五位主角之一。经历了17年牢狱生涯后无罪释放,王建平用所得的196万元国家赔偿金投资创业,成为挂牌企业股东。图为11月19日,王建平和同事在公司上市晚宴前等待宾客。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当……”20日上午,随着一声钟鸣,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有限公司在上海Q板市场挂牌交易。
41岁的王建平站在公司股东行列里,穿着整齐的黑色西服,面露微笑。
他,是2013年“萧山冤案”的五位主角之一。
从监狱里曾经穿着号服的“死刑犯”,到如今一身正装站在上市公司股东行列里,王建平“逆袭”式的人生经历,比许多电影情节还抓人眼球。
当初拿到196万国家赔偿后,有人劝他,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但从“里面”出来的他,觉得自由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心里想着要去广阔天地闯一闯。“不怕输,再苦也比那17年过得好。”王建平说,他要把那失去的17年追回来,即便有一天失败了,那也算真正拼搏过,不会后悔这一生。
做股东
看自己有用还是没用
2013年时,王建平他们5个人常相聚谈生活,谈近200万的赔偿款该怎么用。
王建平选择了用来投资创业,做过木箱厂,也开过代驾公司。相比之下,另外4个“萧山青年”则更稳妥谨慎。陈建阳、朱又平今年先后在萧山投资了一家网吧,赔偿金投资一半,存起来一半。田孝平、田伟东则赋闲在家,靠买理财产品和出租房产也有稳定收入。
谈起王建平,朱又平说如果他这一步走对了,就是我们当中最好的。田孝平则说自己绝不会像他这样投资。而唯一留在老家生活的田伟东,则把王建平比喻成“都市里的贵族”,自己则是“深山里的和尚”。
新京报:今年公司挂牌,作为股东你激动吗?
王建平:这是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有很多困难。
新京报:有当老板的感觉吗?
王建平:没有。现在我在公司做监察,主要是协助、调节股东们的关系,巡查工厂、公司的工作,未来旗舰店开起来,会承担一部分店面的管理工作。
新京报:可公司职员们叫你“王总”。
王建平:我觉得愧不敢当。在“里面”的十七年是空白,刚出来时在取款机前站着都发晕,更别说手机、电脑了,在很多地方我不如他们。
新京报:你是怎么投资这家公司的?
王建平:我与公司的发起人认识二十多年,他想创业找我合作。开始我没同意,怕做不了什么,会影响公司生意。他说没事,不懂你可以学,没有人天生会的。我考虑一段时间,觉得他说得没错,只有去做了才能学到东西。
新京报:你投了多少钱?全来自国家赔偿吗?
王建平:第一次启动资金投了50万,第二次把房子抵押投入150万。全部来自赔偿金,在里面那么多年,自己没什么钱。
新京报:你把全部财产都投进去,有没有考虑过风险?
王建平:刚拿到补偿时,有人跟我说,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朱又平他们也劝我,一定要稳一点,不要做那么大。但我心里总是想争口气,看看自己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想想服刑时,跪在地上摘棉花,每天吃3个酸馍馍,即使钱收不回来,日子也比以前好吧。
谈创业
出来闯就得适应规则
5人之中,陈建阳与王建平最先创业。王建平与人合作一个木箱作坊,陈建阳办了一个机械加工厂。好景不长,两人生意相继结束,去年陈建阳刚低价处理了剩下的设备,损失十多万元。
“我们的学费太昂贵了。”由于脱离社会多年,5人面对社会都有种无力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还是20年前,当陈建阳向别人咨询机械厂时,对方说那已经是夕阳产业了。3年来,田伟东也一直想找机会做生意,可是隔行如隔山,你说我们懂啥?
但王建平在挫折之后,开始明白,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
新京报: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王建平:很早就开始单干,做过包装箱加工、注册过代驾公司,投资了酒吧,还在广州包了100多亩地搞种植。
新京报:你第一次创业做的是什么?
王建平:2013年底,我做了一个木箱加工厂。当初我想得很简单,就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中间差价肯定有利润。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以为看透了,其实看到的只是皮毛。
新京报:当时你没看透的是什么?
王建平:当时做得很辛苦。低价货源难找,客户也难维护。谈好长期合作的客户,拖欠几回货款就去找别家供货了。后来发现,他们总是这样,到处拖欠,自己省下现金流去周转了。这些事以前根本不知道。
新京报:当你遇到挫折时怎么排解?
王建平:开始很气愤,好像很平静地回到家,突然忍不住就大骂一顿。攥紧拳头使劲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渐渐我明白了,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再遇到问题就平和多了,能解决的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先放在一边。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失败,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王建平:我一直怀疑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有一些想法,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顺。但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17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没时间去等,想到了就去做。有一天我真的失败了,我也真正拼搏过了,那时也不后悔。
聊家庭
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
对性格倔强的王建平来说,这17年能够活着,家庭是他最重要的支撑。出来以后,看到可爱的小侄女,自己也渴望拥有一个家。目前,除了王建平,“萧山青年”其余4人都已经结婚,3人已经有了孩子。朱又平的孩子快满一周岁,家庭的美满帮助他抚平了过去的伤痛。
2014年,王建平也恋爱结婚了。他对妻子只有一个要求,孝敬父母,他觉得亏欠父母的太多,这辈子也还不上。但妻子与老人不和,最后两人离婚。现在,王建平不敢想,今年41岁,等孩子长大到20岁时,他已经60多岁,就算能看到孩子结婚,也很难看到第三代了。
新京报:出狱3年来,有没有特别难过的时候?
王建平:刚出来时,看到父母的白发和皱纹,我内心深处接受不了,情不自禁地流泪爆发了。我是长子,觉得很亏欠他们,一辈子也还不清。我自己再怎么苦没事,不想看到他们受苦。
新京报:你拿国家补偿投资创业,父母知道吗?
王建平: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们很担心,但是也支持。说以前你被关着,想做也做不了,你想干就去干,我们也不拖你后腿。但是有一条,不能走歪路。亏了就亏了,回家饭还是有的吃,家还在。
新京报:现在接触社会多了,还会有不适应吗?
王建平:现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越来越重要。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没有几个人,都删了。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上人与人相处太难了,尤其是遇到钱的问题,有的人立场不坚定。
新京报:遇到钱的问题?
王建平:国家赔偿刚下来的时候,突然多了很多朋友。嘘寒问暖,感觉真的关心我。很快他们就说,家里有什么事,能不能借几万块钱,周转过来就还。那时候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帮助朋友。钱借出去之后,他们就不再给我打电话,我打过去问,他们说现在没有。慢慢再也不联系了。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那段过去?
王建平:其实我们5个人很多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段过去。5个人里面4个人都离开了老家。有些人知道了会排斥你,戴有色眼镜来看你,有的人就把你当成一个故事,看过、说过、笑过,就仅此而已。我经常想,如果这十七年我没有进去,那么我会干什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也挺有意思。
新京报:你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
王建平: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再生一个娃娃。事业上我的目标不是赚多少钱,更多是想证明自己。家永远是人的港湾,娃娃是开心果。我父母也一直想能抱上孙子或者孙女。
(责任编辑：唐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