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植“秘书圈”，日后好乘凉？

原标题：培植“秘书圈”，日后好乘凉？

黄兴国落马后，天津新任市委领导班子比较早就主动提出了肃清流毒的说法。前任留下遗毒的地方很多，这些“毒”各有其性，黄兴国在天津的遗毒大概表现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天津市委对此屡屡放话严查。黄兴国的遗毒，不但表现为他自己搞圈子，比如天津红桥区委书记张泉芬就因为进入了黄兴国的圈子，而一路晋升。更为恶劣的是，一把手的“示范效应”，使得“圈子”成为一种文化在天津弥漫开来。昨天天津市纪委宣布，对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汝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于汝民被调查的消息，最早是上个月在一篇关于第十轮巡视整改成效的报道中披露的。于汝民的问题除了常见的权钱交易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培植“秘书圈”。其中培植秘书圈的说法，似乎还是首次出现。于汝民深耕天津港务系统几四十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二十多年。官方披露的资料显示，在任职期间，他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而他的新任秘书，则以前任推荐的方式违规产生，由此形成了一个有裙带关系的秘书圈。

官方通报里，并未提及于汝民落马与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的关系。但仅从常识理解，也不难想象其间的暧昧纠葛。于汝民虽然2013年就已经退休，但整个天津港管理之疏漏、制度之松懈，不可能只是在他退休后才发生的。况且已因爆炸事故被处理的于汝民接任者、天津港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丽丽，天津港原总裁郑庆跃等人，都是在于汝民在任期间就已提拔为重要管理岗位。目前虽暂无法确认张丽丽、郑庆跃与于汝民秘书圈的关系，但于汝民安插亲信大搞权钱交易，对天津港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一个政治涣散的机构，出现监管漏洞和以安全换利益的腐败，就是顺理成章的老套故事了。

培植秘书圈的说法虽然甚少出现，但于汝民显然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最著名的当属周永康的“秘书六人帮”，伴随着周的履历，他的这些秘书被安插在政法、公安、中石油以及四川、海南等地。这些秘书以周为“宗主”，彼此之间互为声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使得周永康虽然形式上已经退休，但仍能通过他的代理人牢牢掌控这些部门，吸取巨额利益。于汝民这样的级别安插秘书，第一目的更多是为了吸取经济利益。在位时在不同部门安插秘书，如同栽下乘凉大树，成为退休后违规经商办企业得以荫蔽的政治资源。这样的秘书帮，更像是领导干部的一块政治自留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损了公田肥了私仓。

毫无疑问，领导秘书是一个险要的职务。在这个职务上，政治视野与行政能力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日后升迁的几率也相应更大。曾经在秘书岗位工作，后来成为优秀干部的也不在少数。但“秘书帮”同时也成为一个高危群体，作为一枚评论员，一旦发现某落马官员曾任某人的秘书，常常会嗅到事情要闹大的味道。这其实是不那么良性的政治规律。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杜绝山头主义。而秘书关系大概是所有山头中，峰峦最绵延的那一脉。但任用领导干部秘书这事儿，也应该辩证分析。秘书岗位本身并无正邪之分。能力突出的干部秘书当然也有得到重用的权利，不能搞“秘书回避”。看到秘书的能力并加以提拔，这是举贤不避亲，这与心术不正者安插手下，保护既得利益性质完全不同。上医医国，从治病的角度看反腐，某些“一刀切”的手段或许能立竿见影，但就如同放化疗手段固然可以杀灭癌细胞，但自身的良性细胞也受到牵连，“一刀切”也可能会耗损国家元气。

一套良性的治疗方案，应在祛邪的同时能够扶正，靶向的精准度，正见医家手段之高下。要把秘书从“门客门宦”的标签中解脱出来，最根源是要把抡才用人之权，从关键少数一把手的垄断中解救出来，将权力的运行置于监督之下。这话听上去老生常谈，但之所以常谈，可能恰恰因为它是陈年痼疾，需要久久为功。

(责任编辑：唐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