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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社领导少华（左一）与作者裴国栋（右一）亲切交谈
协会副主席顾亚东（左一）社领导少华（中）与作者裴国栋（右一）合影留念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十六：一名农村退伍军人的命运
这名退伍军人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兄长裴国强。兄长生于1946年丙戌(狗)年，病故于1995年12月去新疆看病的途中。兄长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七左右，身体比较瘦弱，体重不到六十公斤。他麦子色的皮肤，长方形的脸庞。由于常年的劳累与辛酸，四十出头岁月已在饱经风霜的面额上刻下道道皱纹。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秉性刚强，直来直去的风格，说话处事干练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走起路来象部队出操似的，挺胸抬头，目不斜视，一派雄纠纠气昂昂的模样。兄长和母亲都属狗，是同一个相属。过去的人是人穷讲究多，说父母和子女同相属是“丁”相。“丁”相会给家庭带来不祥。所以，兄长小时侯父母给起了“丁狗”这个名字。据说丁相用“丁”字起名可破除相克带来吉祥、平顺。兄长“丁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二十岁上下时，他自感到这个名字太俗不雅，就自改名为“国强”，和我同用了一个“国”字，他“国强”，我“国栋。”
兄长是1968年4月从清水县老家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014部队从军。这支部队是处在祖国大西北边陲的新疆沙湾县与哈萨克斯坦边防的骑兵部队。他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班长，并多次受到部队嘉奖。1973年3月退伍。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五年，退伍后又回到了农村。在那时候，从农村去的兵源在退伍时基本上安排了工作，可兄长仍然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兄长在部队五年，嫂嫂和永正侄子在家也受尽了磨难。就这样的日子过到兄长四十九岁那年，兄长患病身亡在去新疆治病的途中。兄长去世后，嫂嫂患病卧床，治疗和吃穿费用基本无着落。我每次回家看到嫂嫂可怜的模样，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我早逝的兄长。一次嫂嫂对我说：“你哥在部队的那几年受尽了罪，积劳成疾，要么不会走的那么早！”是啊，兄长不要走那么早嫂嫂也受不了那么多的罪啊！
父母亲生我们姊妹四人，俩个姐姐和我们弟兄俩。俩个姐姐都比我和兄长大，兄长属狗我属虎，兄长也比我大四岁。俩个姐姐和兄长都先后去世。二姐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兄长去世时也只有四十九岁，大姐去世较晚，七十二岁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们姊妹四人中三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在世时总感到来日方长，兄弟姐妹之间经常磕磕碰碰，吵吵闹闹，感到一切都无所谓。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兄长去世后，我想起他在世时的生活片段，使我痛心疾首，悔恨至极。
兄长在他短暂的四十九个春秋中，饱尝了人世间的艰辛与苦辣……
兄长的童年是在五、六十年代生活非常困难的时侯度过的。那时，是生产队集体作业，农民给生产队劳动，靠记工分分口粮过日子。他十三岁时就给生产队放羊。放羊虽不是重体力活，但早出晚归一年四季手不离放羊鞭。不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不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都不得有一天缺勤。每当他不愿出工放羊时，母亲总是含着泪抚摸着他的额头说:“孩子，人不吃饭不行，羊不吃草也不行，娃是个懂事的孩子，听妈的话快去放羊!”当兄长拿起放羊鞭不情愿地走出家门时，母亲双眼盯着他的背影，撩起衣襟偷偷地擦去泪水。
六十年代初，我们那里发生了大饥荒，村民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怵目惊心。在那饿死人的年代，十四岁的兄长成天剜野菜、刮树皮，寻找能食用的东西让我们充饥，与父母一起挽救全家人的生命。有时他还偷偷地在邻村沿门乞讨要饭，生怕父母亲知道让他们伤心。那时，谁家有充饥的东西能给人呢？有的乡亲看见年幼可怜，就将省下半根萝卜或半个槺菜团给他，让他充饥可自己也舍不得吃，拿回家来让我吃。那时如找到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拿回家煮着吃可是上等的美餐。1960年冬天的一天，兄长带上我徒步去离村三十多华里的太平梁的山沟里找寻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去时肚中空空，跑了一天山路，不但没有找下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差点连家都回来不了。我们弟兄俩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寸步难行。深夜十二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兄长还背着我步履蹒跚，移动着冻僵了的小脚，艰难的往回家走。父母亲在家差点急疯，母亲站在院子的老梨树下号啕大哭，一踏进家门母亲迎上来搂抱住我俩只是放声痛哭。
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父母亲看见我们姊妹四人，个个面如菜色，骨瘦如柴，生怕那个有个三长两短。父亲急去党湾村求二伯父和三伯父帮凑些谷糠之类来救救我们的命。党湾村人少地多，情况比裴家庄好的多。二伯父、三伯父家情况也比我家好的多。他们俩家找了有一麻袋左右的胡麻壳衣。父亲背回来加工成粉尘让我们吃。胡麻衣人吃后会过敏，身上痒得实在难受，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
1962年以后，家境状况稍有所好转，喝的面糊糊比过去稠了些，但仍在春夏青黄不接季节仍少不了吃康咽菜。那时，兄长十五、六岁完全可以上学读书，但为供我继续上学读书，自己却放弃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就这样，兄长就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兄长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家庭的生计，放下放羊鞭，干全劳力的重活，开始挣全工分。他每天面对黄土背朝天地担粪、耕种、收割，自幼累弯了腰。他除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外，还承担起了家里挑水﹑割柴﹑担土垫圈等家务劳动。我继续在学校上学读书。我与兄长相比，兄长出的力、流的汗比我多得多。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兄长结了婚。兄长的婚姻也和那时的同龄人一样，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所定亲完婚。嫂嫂娘家是离裴家庄不远一个叫支家河村子。嫂嫂名支招英，1949年解放那年所生，属牛，比兄长小三岁。婚后兄长本想着过几天顺心日子，但嫂嫂和母亲开始闹矛盾，婆媳关系不和常常把他夹在了中间，左也不对右也不是，使他左右为难，非常困惑。为减少家务分争，婚后第二年就分了家，兄长和嫂嫂另起锅灶开始单独生活。分家后兄长期盼小俩口的小家庭有个安稳、平静的生活环境。本应该分了家不在一起生活可以减少许多纠纷，但由于仍居住在一个院落，矛盾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甚至更加突出。我们院子中间父亲栽着一棵梨树，那时正是盛果期，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不知母亲和嫂嫂因何问题发生矛盾，嫂嫂气头上不计其后果地砍掉了这棵梨树。那时我当民办老师，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炕上哭泣，嫂嫂仍大喊大叫，嚷嚷闹闹。院内一片狼籍，满院撒落着树叶和枝条及尚未成熟的果实。父亲一旁劝母亲不要生气，母亲不停地啜泣。我既不能责怪母亲，也不好说嫂嫂的不是。我动手清扫了院子残留的破叶烂枝，连晚饭没吃又回到我任教的学校去住宿。兄长从劳动工地回家后看见这种状况，气得直流泪，不吃不喝睡了几天。
由于家里纷争的不断升级，他选择了离开家乡丢手不管的做法。
1968年春季征兵开始后，兄长不顾父母家人的劝阻，果断报名参军。记得在我小时侯我们那里对当兵参军很可怕，人们把当兵——打仗——死亡始终连接在一起。这与旧社会抓壮丁有关。解放前乡村最怕抓壮丁。听老人讲，民国时期在我们村抓走了许多壮丁，都有去无回，战死在战场。因为这样所以当兵给人们思想上造成恐惧心理。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时是服兵役的适龄年限。每年征兵开始进行宣传、报名、体检后确定服兵役人员。报名是形式，实际凡符合年龄的青年都得参加。如若谁家孩子验上兵，谁家就祸事临头，个个都哭丧着脸。兄长从十八岁开始验兵，父母亲生怕兄长验上兵役，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不让兄长去参军。那几年，我们家每年有吃没喝大小都得养头猪，养猪既不是为吃肉，也不是为家庭临用变卖变钱，而是奉献神灵保佑兄长不要验上兵役去参军。听人说在体检前喝上酒就会血压升高验不上兵，兄长每年在去金集镇验兵时父亲准备一小瓶酒，让兄长揣在怀里，到兄长体检测血压前偷偷地饮用。那些年不论是神灵保佑也好，还是饮酒起作用也罢，兄长果然始终没有验上兵役，我们家非常庆幸。这次他已经年龄二十三岁是服兵役的最后一年，即将超龄。父母亲和亲戚朋友都劝家他不要去当兵，在家照顾好妻子，挣工分，分口粮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不论怎么说，怎么劝，他都不听，非去报兵参军不可。父亲仍然准备了酒，不论怎么也不带，也拒绝饮用。听一同去验兵的青年告诉父母亲说，开始来接兵的解放军在目测时嫌兄长年龄偏大，不愿接兄长，可兄长死缠硬磨闹着非去当兵不可。兄长就这样如愿以偿的验上了兵。
兄长参军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文攻武卫”武斗的时期。受父母之命我去县城送兄长去县人民武装部报到。县城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武斗非常激烈。机关单位干部、工厂工人，学校在校学生停工停课闹“革命”，真枪实弹地开展所渭“文攻武卫”。县城党政机关瘫痪、企业单位停工、学校停课、商业门店关门，四处岗哨林立，一派行军打仗的气氛。县人民武装部是军事单位，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基本还能正常开展工作。兄长到人武部报到后，吃住开始由武装部负责。我囊中空空，无处吃无处住，孤伶伶地荡游街头。天黑下来了，到处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隐隐约约的枪声提醒了我，清水县二中部分同学停课闹“革命”到县城，如果找见他们，晚上可有个落脚的地方。
清水二中关系较好的几名同学都是“保守派”，他们住在县一中“保守派司令部”。 县一中在县城永清镇山城堡子内，那里岗哨密佈，戒备森严，经过了几个关口的审查，才允许留宿在那里。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又步行往老家裴家庄赶。住了一宿后又去天水火车站送兄长乘火车。第三天中午十二时左右我又步行五十多里山路赶到天水火车站广场。兄长乘坐的那趟从清水到天水火车站送新兵的车辆还没到。天水火车站广场那时还非常简陋，火车站广场还没有两个蓝球场那么大，侯车室是几间平瓦房，屋檐下挂着毛笔书写的“侯车室”三个大字的木板。广场站着许多穿草绿色军装的新兵和送新兵的亲人。旧社会抓壮丁“有去无回”在乡民们的心里还有一定印记。映入眼帘的是送新兵入伍的亲人个个都面带愁容，泪流满面分离的悲残情景。火车站广场没有欢送新兵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欢送仪式。下午一点左右，一辆辆送新兵的车辆又驶入广场，我奋力挤进人群寻找兄长。当发现兄长穿着不太合体军装站在面前时，我不由自主的扑了上去紧紧抱住他的腰，兄长也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我再离开他。我用牙齿死死咬着兄长穿的新军装的衣襟，竭力制止抽泣，兄长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兄弟，你都长大了还哭啥，当几年兵就回来了，现在父母亲就全靠你照顾啊!”兄长热乎乎的泪水撒落在了我的脸上。
火车站广场接兵的军人一批批带着各自所接的新兵，陆续进站搭乘去部队的火车。兄长是去新疆骑兵的新兵，直到下午五时左右，在一位三十多岁左右年龄的军人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进了站台。我不顾一切往站内挤，入站口也没有捡票员，好不容易挤上了站台，尚未站稳看见兄长登上了接新兵的闷罐军车，兄长的踪影已从视线中消失。我仍不顾一切地往那节车厢挤。突然，“呜……呜……”，一声长笛，火车启动，哐当……哐当…… 哐当……，喘着粗气向西驶去，消失在晚霞的余光之中。我拼命的顺道沿追赶，可车辆消失的无影无踪。
兄长走进闷罐车的身影在我大脑挥之不去。心里捉摸着什么时侯再能见兄长的面呢?那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也无法步行回到清水老家。于是，就挤进侯车室准备过夜。早春的天气还非常寒冷，侯车室内挤满人。那时，天水火车站侯车室条件很差，房屋低矮，面积不大的房间内摆放着几条破旧的连椅，中间有个象氨水筒似的铁皮烤火炉子。连椅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人，有些干脆平卧在冰凉的地板上，大多数旅客蹲在地上。铁皮烤火炉燃烧着多半土少半煤的自制煤砖取暖，大家你争我抢地围在火炉周围，有的拿着雪水湿透了的鞋袜在炉子上面来回翻腾地往干里烤。室内旱烟味、脚臭味，各种难闻的味道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深夜十二时左右，车站工作人员开始清场。凡无票人员一律被赶了出来。我属无票人员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被赶出来的人员中大多数是流浪乞讨人员，也有象我这样送新兵无钱住店的亲属。我在室外背靠着候车墙壁站在廊沿的走道上过夜，时不时被……哐当……哐当……哐当……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火车启动震耳欲聋的鸣叫声惊醒。突然……铛……铛……铛……侯车室墙壁上的挂钟敲响三下，哦，原来已经是凌晨三点。挂钟的响声使我如梦方醒，熬在这里受罪还不如连夜往家里走。于是我就摸黑踏上了返程的路。天水火车站离老家要五十多里山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家里走。早上八点左右回到了家。一进门看见母亲仍坐在土炕的窗子前向外张望。她自我和兄长走后坐在炕上不吃不喝也不睡，眼睛哭泣得又红又肿。我急忙坐在她身旁，胡编乱造地安慰母亲说:“兄长穿得多么多么好，又吃得多么多么好”来哄骗母亲开心。可母亲连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泪水从悲伤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流。
我和兄长在天水火车站难舍难分的悲伤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魂牵梦绕，他的点点滴滴在我大脑中反复显现。
兄长自幼非常疼爱我，他若抓住蚂蚱，一进门就大声喊“国栋，我给你捉住蚂蚱了!”然后，连饭顾不上吃，偷偷地把母亲挑选用来编草帽的麦草秆泡在水里，用泡软的麦草秆忙着编蚂蚱笼。母亲发现后就唠唠叨叨说他几句，他只顾编蚂蚱笼，一声也不哼。当我拿上兄长编的精巧的蚂蚱笼，非常自豪的在小伙伴中进行炫耀，其他伙伴都非常羡慕，其他小伙伴也求兄长给他们编蚂蚱笼，兄长再忙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记得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兄长用葫芦壳和马尾自制二胡开始学着拉二胡。后来他挖冬花、打洋槐树籽变卖后买回一个二胡，一有空就学着拉。记得他学着拉出的第一个腔调是当时最流行的《东方红》这首歌曲。一边拉一边炫耀般地问我：“国栋，你听我拉得咋样?”我不加思索地随口回答是“狗噔……狗……噔……狗……噔……”这下大将犯地名，自找没趣。兄长属狗，小名叫“丁狗”， 他认为我是有意污辱他。兄长气得二话没说，从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莫及。他为了学会拉二胡，不耻下问，无时无地地练。有次在中午午休时学拉二胡影响了邻居的午休，隔璧大伯寻了过来，母亲急忙上前替兄长赔情，从此兄长在午息时间家里再不学拉胡琴了。兄长既没文化又不懂乐谱，但二胡拉得非常好。他特别喜欢拉秦腔，村上排练《三世仇》、《智取威虎山》等秦腔革命样板戏，兄长的特长排上了用场。从正月初一开始闹社火演秦腔，到二月二龙抬头，裴家庄的秦腔社火队在村上邻村演唱革命现代戏，乡民们看见兄长二胡拉得好都赞不绝口。1968年兄长已验上兵在临走前还在拉二胡演秦腔戏，连一家亲戚都没有来得及走就离开了家乡。
1969年兄长参军后，母亲时时刻刻挂记在心。在部队服役的五年时间里，母亲愁眉紧锁，经常哭哭啼啼。特别是逢年过节，她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兄长在部队的那几年，母亲再苦再累每年大小也要养头猪，在腊月初一或者腊月十五宰杀奉献神灵，祈祷神灵保佑兄长在外平平安安。我记得有次村上放映电影《南征北战》战斗故事片，她看到影片中激烈战斗场面时回想起了兄长，在她的想像中，兄长在部队和电影上一样每天在打仗，隨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母亲就情不自禁的在电影放映场嚎啕大哭，惊动了在场的观众。我急忙搀扶回家，怎么开导都不听，接连几天不吃不喝，闹着非要我把兄长从部队叫回家让她看看不行。直到这年冬天，兄长探亲回来，她才稍有心宽。
兄长当兵在那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受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磨练。参军两年以后回家探亲，身体比过去更加瘦弱，皮肤也比过去黑多了。母亲非常心疼，归队时母亲死活不让走。兄长在外边受罪，嫂嫂在家也并没有享多少清福。虽是军人家属，生产队给予了照顾，但毕竟是妇道人家，头疼脑热得自己去料理。生产队地里分的粮食柴草有时我也帮嫂嫂，但毕境有限，大部分得靠她自己。兄长参军时大侄永正已出生，缺少幼时应有的父爱。在那个年代他们母子确实受了不少罪。
1973年春，兄长服役期满退役仍然没有逃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在此之前，农村去的兵的退伍后都安排在工厂﹑单位上班，端上了国家的吃饭碗。偏偏就在兄长退役的那年，农村兵停止安排工作。兄长退伍后仍然和乡亲们一起投入到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战斗行列。他在部队时入了党，回村后又以复转军人﹑共产党员的双层身份比别人出的力、流的汗更多。复员的第二年，社员选他当上了生产队长，别人当上村干部自己可以干些轻松活，家人可以沾点光，而他当上以后不仅自己累弯了腰，而且父母和妻子也没占一点便宜。一些人还幸灾乐祸地说：“国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公社看上了兄长吃苦耐劳的精神，决定让他当公社的不脱产的公社基干民兵连长，让他带领几百名基干民兵去修筑清水县红堡镇至天水县社棠镇的和家乡稠泥河至小泉乡的两条公路。红—社公路是清水县城通往天水县的一条捷径，这条公路贯通比过去从山梁上绕行捷近五十多公里，对改善全县交通运输落后状况至关重要。家乡稠泥河至小泉的公路是打通稠泥河流域二十多个村庄连接县乡公路的瓶径。实际是家乡的一条致富之路。1975年春，兄长拖着不堪负重的身躯，带领一百多名基干民兵，在国家没有投资多少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用最原始的镢头、铁锨等劳动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日夜奋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贯通了这两条公路，改变了县城西部交通落后的状况。现在，红—社公路已成天水至平凉高速公路的主道，是甘肃省通往陇东和宁夏地区的交通枢纽。至今一些年龄较长的乡亲们看见公路上来来往往穿梭车辆时，也就提及到兄长他们那时吃苦耐劳的可佳精神。
兄长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又有聪明过人的头脑。随着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修房建院的逐步多起来，农村砖瓦销售市场看好。兄长捉摸着办砖瓦场既可以解决村民修建的需求，也给自己创出一条致富的新途径。于是，他决定在村西边自家责任田办小砖瓦场。为了学会烧砖瓦的技术，兄长自带干粮在三十里之外的砖瓦场义务干活，边劳动，边学习，摸索烧砖瓦的技术。兄长的举动感动了烧砖瓦师傅，烧瓦师傅毫不保留的传经授教，还亲自来兄长所办的小砖瓦场传经送宝，进行技术指导。就这样，兄长很快掌握了烧砖瓦的技术，所烧出的砖瓦质量上乘，在家乡稠泥河流域成为抢手货。在办砖瓦厂的那几年，兄长全家在砖瓦场没黑没明的日夜奋战。兄长累坏了身子，留下了满身的疾患，嫂嫂承受着女人们不可担当的重苦力活，三个侄子吃苦受罪也比同龄人多。孩子们的这段经历，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学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常年累月的劳累，累坏了兄长的身体;生活的艰辛，不断地吞噬着他要强的个性。后来，兄长的不幸接踵而来。1994年10月的一天早上，大侄永正拿着清水县医院开出兄长患有食道癌的医疗诊断书来我工作的单位。孩子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把清水县医院的诊断书递在我手中。当我看见写有“食道癌”几个字后，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天昏地暗，顿时失去知觉。天那，上苍怎么对我这样不公?你带走了我的父亲、母亲，又连我四十多岁的兄长也放不过。兄长，你不能抛下我不管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挽救兄长的生命。我当即乘车往老家赶，尽快接兄长来天水大医院检查，期盼着最好得出县医院有误诊的结论。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左盘右拐的爬行。汽车不止一次的在冰雪路上打滑，司机一次又一次地把干土撒在路面防滑。行驶不到两个小时就到裴家庄老家，一进院子看见兄长挺着消瘦的身躯在堂屋廊上煎熬中药。还没等到我开口就问：“兄弟，你怎么来了?”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说：“我去县上下乡，途经家里顺便来这里看看，哥哥你可好？”兄长沉思片刻说：“兄弟我吃饭咽不下去，可能得了重病，你看孩子都还小，三个孩子有两个尚未成家，我万一有个……”我立即打断他的话：“病还没很好的检查治疗，就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他还想说什么，我没给他再留说话的机会。我接着说：“哥哥，没啥大不了的，有病咱就看，今天我顺路接你去天水大医院检査检查，治治就好了！”开始，他有点不愿前往。后来，在乡亲们的再三劝导下，终于愿意来天水市检查治疗。院子里围着许多送行的乡亲们。大姐和大姐夫知道后也从邻村赶来送行。这次竟然是我苦命的兄长与这熟悉土地、熟悉的人的永远诀别。
第二天，我领兄长去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检查。经专家反复检查诊断，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癌细胞扩散，早已错失了手术治疗的良机。我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肚里咽。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苦命的兄长。听说天水市中医肿瘤医院研发一种叫“乾坤丹”的注射济，这种药物对癌细胞有杀伤作用。我四处托人找见这位药物的发明人，向他介绍了兄长的病情，求他想办法救救兄长的命。此人对他发明的药物吹得天花乱坠，貌似神仙一把抓，其结果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钱，病情似毫没有任何转机。那段时间，我很少上班，成天陪上兄长去治疗，抽时间带上兄长去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参观游览，尽量给兄长精神上的满足。虽然我告诉兄长患的是食道炎，但实际我和兄长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各自都不愿意挑明罢了。就这样坚持治疗一月多时间，仍然效果不佳，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越来越消瘦。听说市政府部门有一名姓刘的干部患白血病去新疆和静县一家劳改农场治疗效果比较好。我就找到此人祥细地询问情况，抱着有奇迹出现的的态度，作出了送兄长去新疆和静县劳改农场治病的决定。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兄长在永正﹑永红两个侄子的陪护下，乘天水至库尔勒的火车踏上了去新疆为兄长治病的旅途。可谁知这条路也竟是兄长的一条不归之路，天水火车站的一别竟成为我弟兄俩永远的离别。
在新疆治病有两个多月时间，我基本每天电话联系了解治疗情况，安慰兄长在疆安心治疗。开始，听兄长说每天要喝大量用芒硝熬制的药物，成天拉肚，感觉不到有什么效果。后来，病情突变，兄长于1995年12月底逝世在新疆和静县治病的劳改农场。那时我家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侄子把电话打给邻居，让转告于我。兄长不幸去世的噩耗传来，使我悲痛欲绝。那天，我在清水县下乡出差。我万般悲痛的情景感动了县上领导。时任清水县委书记王义同志帮我安排处理了有关殡葬方面的事宜。我即从清水赶回天水，准备迎接兄长灵柩。我亲如同胞兄弟的好朋友孙存义在天水我的家设起简易灵堂，桌子上摆放着哥哥的遗像，焚烧的香烛冒着清淡的烟苗，妻子和孩子们忙着烧化冥钱，遗像上的兄长仍微带笑容，好像给我说些什么似的，可谁知他已永远不会对我开口说话了。
兄长在疆去世后，永正﹑永红俩个侄子，小小年纪，在举目无亲，孤寡无助的情况下，到库尔勒火化了兄长的遗体，怀抱父亲骨灰盒乘坐火车往来运送兄长的骨灰盒。在新疆因火车票的原因不能预期到达天水，又和他们弟兄俩失去联络。我们在天水火车站接连三天未能接到。我唯恐他弟兄俩又有什么差错，急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站在火车站广场双眼盯着出站口，一天一天，一批一批，下车归来的人群川流不息，但望眼欲穿看不到俩个侄子的到来。直到第四天深夜十二点左右才接上他们。看见他弟兄俩抱着骨盔盒走出出站口时，我不顾铁路工作人员和大家的劝阻，直冲了上去，我们叔侄三人抱头痛哭。这个凄凉情景引来了围观的群众，当有的围观群众知道祥情后，有的也在长长叹气，有的也跟着我们掉眼泪。凌晨3:00左右，我们把兄长的骨灰运送到了清水老家。亲房邻居在村外叫磨窑门地方的一孔破烂不堪的半截窑洞中设了祭奠灵堂，兄长的骨灰在那里停放了两天，举行了简单的祭奠悼念活动后，就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习俗安葬了兄长。
回想起兄长的一生，真是苦不堪言。他没有过上几天顺心的日子。幼年时正处在社会变革，动荡不安的时期，家境贫寒，没有享受正常儿童应有的欢乐和幸福;少年时代正处在连年饥荒，尸骨遍野的饿死人年代，饥饿几呼夺走了生命;青年时戌马从军，在祖国边陲受尽了非人的艰苦磨练;从部队退伍回乡后，又在那个战天斗地的非常年代，出尽了力，流尽了汗;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为了抚养孩子改变自己的命运，没黑没明地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孩子们长大成人，家庭经济情况有了转机，可四十九岁的他却抛下自己的妻儿去了不该早去的那个地方！
兄长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遗憾也深深的沉淀在心中。这个遗憾我是永远弥补不了的。他也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但兄弟姐妹“手足情深”这几个血和泪铸成的大字，永远铭刻在了我的心中。在这里我大声疾呼我的儿女、子侄及阅读我这本书稿的朋友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缘份要珍惜！不论在什么时侯，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忘记“手足情深”这几个大字。
兄长去世后嫂嫂才四十六岁，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她是个非常能吃苦的女人。兄长当兵在外时，孤身在家，一切事情得自己靠自已，家里办起砖瓦窑后，跟上哥哥没黑没明的干，吃尽了苦头。兄长过世以后，又独挑生活重担，一切都得自已扛。这几年患严重肺心病，虽气喘吁吁，但忙忙碌碌，仍辛勤劳作在责任田里。我每次回老家看到嫂嫂，就暗暗伤心，默默地祈祷神灵保估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三个侄子都为人忠厚老实。大侄永正和二侄永红家庭和睦，儿女满堂，事业有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们虽不算特别富裕，但够吃够用，生活过得去。都各自盖房修院，虽比不上村上修建得最好的家庭，但和兄长在世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唯有三侄永昌的婚事尚未解决，使我忧在心中。
在这里我呼吁社会：要不仅善待保家卫国的军人，而且也要善于对待退伍人员及其亲属。这样社会才能公正，人民才能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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