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社领导少华（左一）与作者裴国栋（右一）亲切交谈
协会副主席顾亚东（左一）社领导少华（中）与作者裴国栋（右一）合影留念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十二：“农转非”户口的诱惑
“农转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确切地讲就是把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享受城里人的社会福利待遇。在那个年代，夫妻间一方是城镇户口，另一方是农业户口，要想将农业户口的一方转为城镇户口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从1974年9月上大学以后户口就变成城镇户口，可家属子女仍在农村，户口也是农业户口。我家的“农转非”户口问题这一问题整整困挠了我的前半生。就因为“农转非”问题解决不了，逼迫我多次放弃去大机关和去省城工作的机会；逼迫我多次放弃被提拔重用的机会；逼迫我放弃在地区衙门工作调回了原籍清水县老家。三十五岁那年才解决了我家的的“农转非”问题。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别不是很大，也没有过去那么吃香，但是在那个年代想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件可望不可求的事。
从古到今，一直延续着城里人﹑乡里人，农村、城市，这样两个别样的文化氛围。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完全是两个天地，两个别样的对待。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是以户口性质为依据 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享有许多农民所享受不了的社会福利 如： 福利分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 养老等等。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为突出。城市户口的人可以享用国家廉价供应的粮油及其它生活用品。记得当时给城镇人口供应的面粉价格每市斤只一角四分钱，食油每市斤八角四分钱。而集市上交易的面粉每市斤六角左右，食油每市斤八元左右。国家供应价和市场价相差四倍之多。
在那物资极其乏困的年代，买什么都得凭证。每户发一个《购物证》的小本子，买什么物品都得按限量购买，填写记载，不得超越。同时专项商品有专项商品的票证。如粮票、布票、煤票、肥皂票、食盐票等等。有了这些票证才能按国家供应价格购买，否则就要按高价购买。人们习惯的把凭票购买的商品称平价，市场购买的商品称高价。农村也发《购物证》，只不过只是布票、煤油票，其余的商品都得走高价。从商品购买上可以看出国家对待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有很大差别。农民日出日落，面对黄土背朝天，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工分又不值钱，一个强壮劳动力干一天活挣十分劳动工值，每个工值在我们那个生产队只值一毛多钱，也就是说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才获得一毛多钱的报酬。妇女劳动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这种管理体制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的儿子会打洞。”城里人永远是城里人，农村人很难变为城里人。在子女就业方面更加不平等。城镇户口的孩子初高中毕业下几年乡就回城全部被机关、工厂招收录用，而农村户口的孩子初高中毕业就全部变成了“回乡知识青年”，仍然逃不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农村孩子参军入伍，在部队摸爬滚打几年，退伍复员后仍回到农村，参加到那战天斗地的行列，挣他劳动一天获得一毛多钱的报酬去了。而城镇兵是全员安置在工厂、机关单位工作，吃上了旱涝保收们“皇粮”。
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是好好读书，考上大中专院校才能毕业安排工作，户口也就随之转为城镇户口，这才算熬出了头。因此农村孩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考学非常重，所以非常珍惜上学读书的机会，在学习上下功无夫比城里孩子多得多。这样，农村孩子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比例也比城市高，在城市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工作人员中农村人占的比例也比城里人高！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不但缩小不了城乡差别，反而加剧了城乡差别的更大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使“农转非”户口的诱惑力也越来越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为解决“农转非”户口问题整整熬了十多年时间。
1976年9月，大学毕业后我个人的“农转非”户口虽然解决了，吃上国家低价商品粮，但家属子女仍然是农业户口，靠挣工分吃饭。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就业问题也迫在眉稍。那时象我这样在城里工作的“半工半农” 户干部，急于解决“农转非”户口大都是为孩子将来就业着想。
解决家属子女的“农转非”户口问题对我的仕途影响也不小。我在城里，父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在乡下，前扯肠子后扯心，不能专心致志地去工作，全家人的温饱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责任田始终拖累着我，不得不放弃了去大城市、大机关工作的机会。1979年《甘肃日报》社从各地区和市州新闻报道组和通信员队伍中物色选调驻地市记者站记者，我是他们在天水地区物色选调的重点对象之一，但因家庭的拖累只好放弃去省城工作的机会，最后甘报社从市商业部门物色选调了一名驻天水记者站的记者。1981年地区筹备成立《天水日报》、《天水广播电视台》等地级新闻媒体机构，我仍是物色的媒体负责人人选，但也因上述原因只好放弃。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失崖致残，妻子患病受责任田的托累，我不但仕途上没有长进，反而逼迫离开天水地委机关，调回原籍清水县工作。在清水县委工作虽则照顾家庭方便多了，但“农转非” 户口问题仍没有解决，还是摆脱不了作务责任田的艰辛。在县上工作解决“农转非” 问题论资排辈思想非常严重。比我年龄大﹑工龄长﹑资历深的干部很多，解决我的“农转非”问题仍不知是猴年还是马月。
1984年8月，《甘肃日报》刊登了酒泉地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招聘内地干部到少数民族地方工作的报导，报导承诺去那里工作可以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 户口，我即写信向该县报了名。果然时间不久，该县一名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部长来清水县考察我。那时我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记得他们很神密的以大学“同学”的身份约见我。在县招待所客房见到后他们我根本不认识，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他们很策略的考察，怕考察达不成协议对考察对象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他们很认真地向我介绍了该县县情﹑招聘对象的条件和优惠政策等。原来这个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畜牧业生产所占比重大，经济、文化和内地相比相对滞后。我也简要介绍了我的生平简历和家庭状况。当时可以看出来他们听后非常满意。那名副县长对我说：“我们听了介绍对你比较满意，你有新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经历，现在又任内地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在我们那里可任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并安排住房、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户口，妻子可安排在我们县办?工作，你如同意可即签约合同。”当我从上衣口袋掏出笔签字时，老父亲的身影从脑海中一闪而过。去那里工作虽解决了“农转非”户口、有了住房、妻子也安排了工作，待遇虽好但老父亲年迈高龄，怎能把他老人家带到那边远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啊?我两眼呆呆地瞅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约几分钟左右没有说一句话，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发呆，他们已看出了我不愿前往的心思、紧接着我很不好意思的把老父亲的事讲了一遍。他们听后也很同情，表示有实际困难也就不免强去了。对这次失约我也非常愧疚，为了挽回因失约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我即推荐了县委党校一名姓曹的教员。这名教员和我一样“农转非”户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交往中也经常提及到对“农转非”户口问题的迫切要求。当他们听到我推荐人选时，很高兴地让我带他们去寻找这位姓曹的教员。这位姓曹的教员在城郊李家崖村居住，离城不到三公里。我乘坐他们带的小汽车连夜去李崖村，找见这位姓曹的教员后，他听后非常高兴，即签约了去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党校工作并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 户口问题的合同书。这位姓曹的教员在他家连夜炒鸡蛋简单招待了我们。听说这位姓曹的教员去了这个县开始在党校任教，后来任党校校长﹑宣传部长等职。我就这样白折腾了一场，家庭的“农转非”户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八十年代初，一度时间社会治安恶化，刑事犯罪突出，群众的安全感受到影响。从1983年开始，国家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严打的斗争。在斗争中各地抓获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各地都要建立劳改场所关押人犯。1984年9月我报名去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工作，当了一名狱警才算解决了家属子女的“农转非” 户口问题。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对国家政治、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我国的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就与控制人口流动、限制公民自由迁徙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乡——城之间的迁徙限制更加严格，同时由于不断在户籍制度上附加各项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制度，我国最终形成了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迁徙自由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都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打破城乡工元化的社会结构，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成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特别是目前湧现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虽然“农转非” 户口问题实际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但这段历史必须记入历史史册之中。
(责任编辑：唐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