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社领导少华（左一）与作者裴国栋（右一）亲切交谈
协会副主席顾亚东（左一）社领导少华（中）与作者裴国栋（右一）合影留念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九：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 是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那个群体。1970年，北大、清华率先提出《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试行，后在全国高校推广。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的招生考试制度废除。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就是在这个特定环境下走进高等学府的。
自从我任民办教师以来，我认为不成天早出晚归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干活，比其他社员强多了，已很幸运。把自己变为公职人员，能过上象城里人一样生活的问题连作梦也都不敢想。但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机遇是很难料想的，出其不虞地悄悄而至。人们把这种情况往往称是“命运”。我认为“命运”“命”是注定的，而“运”也要靠后天争取。“命” 也好“运”也罢，“天上是不会下馅饼” 的！一个人的时运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俱备才能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俱备主要还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去争取。
1974年8月秋季召生开始后，公社、大队层层传达上级关于推荐优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文件精神。记得有一天，公社召了开各大队“革委会”主任、中、小学全体教师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有关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的精神。我当时是大队小学民办教员，我和大队“革委会” 副主任毛元各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了有关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的精神后，开始我有点心动。我是否也能和其他回乡青年一样报名推荐去上大学呢？又一想我只上了几天初中，文化底子太差，又当上民办教师算有了固定职业，组织上会不会推荐呢？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半开玩笑地把似的把想法告诉了毛元各同志。我说：“主任，我想去试试，碰碰运气，看是否再能上几天学？”没想到口直心快的毛元各同志当即发表了赞同的意见。毛元各同志当时是我们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大队还有主任、书记人家推荐不推荐？公社、县上同意不同意？还有学校的复审。会后，对此我没有抱多大希望，一如继往的给学生教师上课，对谁也没提及此事。毛元各同志在大队召开的会上，传达了公社召开的这次推荐上大学的会议精神，并提出推荐我去大学学习。毛元各同志的意见得到其他大队党支部成员的赞同。就这样从其层做出了同意推荐我上大学的决定。时隔几日，我接到了去公社参加目测、测试、填表的通知。
在公社报名填表时又遇上了新的问题。当时，虽然是推荐选拔优秀工农兵上大学，但必须是未婚青年，而我已结婚多年，孩子都已四岁了。公社主管教育的王仰山同志对我说:“普通高校招收未婚青年，而你结婚多年，不符合普通高校报考条件。上只能上不包分配的‘社来社去班’。” 我没有听懂“社来社去” 是什意思，王仰山同志反复说是国家不包分配，从哪那里去上学毕业后仍然回到那里去。我听到后好象当头一棒，就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大家都劝我别上那个没什么名堂的学了。上了学不但安排不丁工作而且连现在民办教师这份工作也丢掉了。我开始有点动摇，后来想了想，丢了就丢了，凡正走出大山沟到外边闯一闯。于是，我就按“社来社去”填写《工农兵学员推荐审批表》，如期进行了面视﹑体检﹑政审。可又没有想到的是牟本理同志的这次帮忙改变了我的终身命运。牟本理同志当时是清水县委政治部干部，后来任清水县委书记、天水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等职。他经常来我们大队工作，，他来大队时，也常来我任教的学校打乒乓球，我也经常帮他抄写材料，这样我也比较熟悉。 在县上参加体检时，遇到了他，他问我来县上的原由，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社来社去” 班的事向他说了一遍。他深思许久对我说：“你们林河大队是全天水地区学大寨先进大队，你是这个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表现又好，国家有保送深造的政策，我和有关部门商量啇量，看是否可保送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后好安排工作，就不上哪个“社来社去” 班。”他并让我晚上去他的住处。我听后半信半疑，想我能有哪样的的好事？晚上八点左右我如约到了他的县委住处。牟本理同志哪时还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是单身职工，住在县委后院的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平房里。我去时看见他忙忙碌碌地修改材料，我走进房间他就立即停下了手中的活，热情地倒水、递烟。我再次向他表白了我迫切要求上学的愿望后，他就当即去找县教育局领导。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了宿舍，笑容可掬地告诉我县教育局基本同意保送我上普通高等院校。我听后喜出望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中黙默感谢牟本理同志的帮忙。确实，牟本理同志的此次帮忙确实也改变了我一生命运。
第二天，牟本理同志又给我所处的贾川公社打电话征求公社保送上大学的意见。公社领导听后，顺水推舟，同意保送我上普通高等院校深造。就这样，经他周旋我顺利地变成了清水县当年唯一的一名“保送生”。牟本理同志是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他建议我上他的母校甘肃范大学中文系，我按他的建议第一志原填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牟本理同还给一名姓赵的老师写了封推荐照顾我的信件。1974年9月初，我接到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才跨入了高等学府的殿堂。
1974年9月9日，我离开了家乡，背上行李徒步三十多公里山路，在天水火车站乘车去省城兰州报到上学。在我离开家乡的哪时，任教的学校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离开的哪天也没任何人陪送，独自背上行李去报到。和现在孩子上大学的情景相比真是天攘之别。出发的那天，家里一切正常，老父亲、兄长和妻子都和往常一样，在生产队的工地上劳动。母亲有病在家，拖着病身子做了一顿老家特有的浆水面片让我吃。一边督促我吃饱了赶路，一边并唠唠叨叨的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出门在外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妈操心。我出发时母亲把我送出了村边，她倚着村头的一堵断壁，目送我走向了远方。后来村头的这堵断壁成为我每次离开母亲时，她老人家必站目送儿子的地方，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离开故乡，爬上家乡的堡子山，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庆幸这次来之不易改变命运的机会，默默地感谢牟本理、毛元各同志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上大学象我这样的人连门都没有。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不辜负帮我助我的亲朋好友，在外创出自己的天地来，让事实证明自已不是孬种。下午五点左右，我乘上了西去的列车。深秋的晚霞映红了祖国西北的山山水水，奔驰的列车喘着粗气飞速前进，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到了省城兰州。我乘上甘肃师范大学接新生的校车，在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晨曦中穿街而过，映入眼帘的是高耸林立的高楼大厦，宽敞明亮的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啊，终于来到了省城，走出了大山沟。暗暗下定决心，要珍惜这次机会，克服基础差的困难，学就知识，光宗耀祖，报效国家。
在学校报到后，就即去找那位姓赵的老师，并亲手把牟本理同志的信交给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赵维新，陕西人，曾给牟本理同志当过班主任。牟本理同志给这位姓赵的老师在信中主要是让关心照顾我的意思。事也很凑巧，我被分配在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甲班，赵维新老师又是我班主任。在校的几年时间里，赵维新老师对我的关心照顾也不少。一如校，一名解放军同志当班长，我当组织委员。我心里非常清楚。一方面我入校前已入了党，另一方面牟本理同志的一封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工农兵” 大学生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中，年龄﹑文化程度﹑身份等参差不齐。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有的是带工资上学的国家干部，有的是部队服现役的军官，有的是下放插队知识青年，有的还是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有的是回乡知识青年，有象我这样民办教师为改变自己命运走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大学生粮食供应标准是每月三十六斤，学校每月发给三十六斤饭票、十五元生活补贴，十五元菜金。国家给的补助基本够用，不需要家里再承担什么费用。再说家里什么收入都没有，想添补也实在没有任何能力。入校不久，学校摸底给家庭困难的同学发放困难补助，给我救济了二十元人民币，我用这些钱买了件棉衣外套，从哪时开始我才穿棉袄开始穿外套。学校发的钱我尽力节约，很少上街买什么东西，每月的十五元生活补贴还略有节余。寒、暑假放假回家时也多多少少给家里购买些东西。
刚入校，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召开了迎接新学员大会。对学员进行校史、校规等方面的教育。甘肃师范大学是1937年抗战时建校，其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内迁。甘肃师范大学和其它高校一样，在“文革”中中断了高考招生，从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这届是甘肃师范大学第四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前三个月里，除军训﹑挖防空洞﹑去靖远干校劳动外，其余的时间是按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没有开设文化专业知识课。我本想在大学补补自己连初中也没有上几天文化基础太差的问题。其结果在校上课的时间确实也很少。
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下决心克服基础差、底子薄的困难，学好知识，为将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前途命运创造条件。我整天坐在学校图书馆，钻进书垒里这也看，那也学，很少有玩耍的时间。晚上，借助宿舍楼道的灯光彻夜不眠的看书学习。说起晚上借助宿舍楼道的灯光学习我有一段苦难的经历。我住在甘肃师范大学南楼210房间。床位在门口高低床的顶层，楼道的灯光正好通过天窗直射床头。开始，我非常高兴，自感有幸遇到如此好的夜读机会。我就利用这个灯光彻夜不眠的看书学习。后来，感到白天大脑恍惚，精神疲惫。晚上彻夜难眠。就这样不知不觉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疾病。这个病使我夜不能寝，昼不能清，食无味，疲无力，痛苦极了。为了尽快治好这个病，我跑遍了兰州许多医院，检查治疗均不见效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休学在家，险些失去了这次上学深造的机会。这个病折腾了我半年多时间。后来，通过药物治疗，特别是我下决心进行心里调整，也随着生活的规律，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在甘肃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校方组织的一次去河西走廊酒泉地区开门办学活动我记忆犹新。
“开门办学” 是文革年代办学的指导思想。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通俗点就是不能在教室里光读书，要到工作实践中去锻炼，要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去酒泉乘火车要穿越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长约1，000公里，主要城市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它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汉唐时的“丝绸之路”经这里通向中亚、西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不仅是昔日的古战场，也是甘肃著名的粮仓。
1975年5月8日，我们打起背包乘校车去兰州火车站搭乘西去的列车。金城兰州的五月，早上天气并不暖和，寒风呼呼地吹着，我们虽还未换上夏装，但也感到阵阵寒意。搭乘的这趟列车的车次我已记不清了，但记得乘车人员很少，有的整车厢连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上车后每人占有一个能躺能睡的三人座。随躺随坐，非常自在。车厢内，同学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闹，有的在睡觉，还有的在打朴克脸上贴纸条。我不时的把目光投向窗外，远眺祖国西北的山山水水，欣赏着祖国大西北的异奇风光异彩。
中午时候，突然车厢内寒风凛冽，窗外雪花飘扬，冻得直发抖。这样的气侯像家乡天水寒冬腊月那样。我们河东的同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了河西同学的介绍，才知道列车正在翻越乌稍岭。乌鞘岭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为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线。东西长约十七公里，南北宽约十公里，主峰海拔3562米，年均气温-2.2℃。这里有盛夏飞雪，寒骨砭骨的史料记载。大家缩紧着衣服，有的干脆打开被褥把棉被裹在身上。列车艰难的往前爬行，呜呜的叫声，显得非常吃力。火车翻越乌稍岭需要两个车头，一个往前拉，一个从后边推。列车渐渐的接近了高山顶部，车头又冒出了浓浓的白烟，白烟在天空拧成团，又慢慢散去、消失。这时只感到列车快了许多，火车已通过乌鞘岭后在不断的增速，继续沿着祁连山向西行驶。此刻大家也困了，东倒西歪，停止了玩耍。车厢内不断传来呼噜鼾睡的声音。我也靠在椅子上进入了梦乡。睡了不到一个小时，睁眼一望，又是一片绿州。麦苗儿青，菜花儿黄，钻天的白洋树随风摇摆，铁路两侧的村庄楼院一闪而过，远眺巍巍的祁连山披挂着银装。
第二天早上，到达了目的地—酒泉。我们按照学校安排草草吃了早餐，就被实习单位领走。我被分配在酒泉县银达公社蒲上沟学校。银达公社是全国文化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一书中作了“银达乡农民夜校办得好” 的批示。因此，银达乡在全国出了名。银达乡蒲上沟学校离酒泉城大约三十华里。一名年轻女教师和一名赶车师傅赶着一辆木骆驼车前来接我。她们热情的招乎我上了木轮车，骆驼迈着稳健的步伐不紧不慢地行驶在乡间土路上。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骆驼，也第一次看见木轮车。木轮车的车轮直径比我都高。木轮车在不太平坦的路面上咯吱、咯吱的滚动着，压出的辙印在不断延伸。我乘坐在木轮骆驼车上，迎着拂面的晨风，领略着祁连山的奇异风光，满面春风的来到了蒲上沟学校。来接我的是一位眉清目秀﹑举止大方的年轻女教师。后来，我知道她名叫刘菊英，是这个学校的音乐教员，蒲上沟本地人。她对各种乐器玩得很熟，特别是弹得一手好钢琴。刘菊英老师还从她家里给我拿来了脸盆等生活用品。蒲上沟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对我非常关心，吃住安排得非常周到。学校在当地老师还时不时请我在他家作客吃饭。这年端午节我就是在刘菊英老师家过节，下午她还带我游览了嘉峪关长城。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刘菊英老师想和我处对象。一则我是上学读书的学生，二则是有妻室的人，亏了姑娘一片好心，只好婉言谢绝。
蒲上沟学校给我分配带两个班的政治课。在那个时期，政治课主要是以学习时事政治为主。我又是教师出身，“孟良走北国人惯马熟”好不轻松。转眼间百天的实习时间已到，我恋恋不舍离开了蒲上沟学校。从那次离开，我也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热情好客的蒲上沟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时间过的好快，不知不觉到甘肃师范大学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虽没有很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但接触社会面比较广，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上始终树立着群众观念和吃苦耐劳的的意识。这对我以后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6年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悼念伟人。当天，学校让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提前离校回原藉参加悼念活动。学校取消了一切毕业庆典。9月9日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冯天真同学冒着倾盆大雨，连夜乘104次火车从兰州西站上车，踏上了学业期满返回故里的归途。我和冯天真同学一起到了甘泉他家。因为我被分配在当时的天水地委组织部(今天水市委组织部)报到，行李运来运去极不方便，等安排分配好工作后再回家告诉父母亲。
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结束后，我去天水地委组织部报到。据说天水地委组织部在本届大中专院校毕业表现好的党员学生中留了四名同学“充实县级领导班子” ，后来因为毛主席逝世，政治风雨的突变，提拔干部不允许坐“直升飞机”。所以，取消了原分配方案。把我们分配到基层去锻练，搞了一段临时性工作后，我被分配在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新闻报道组工作。从毕业的当月，开始拿上了工资，吃上了国家的供应粮。当时级别定为行政二十五级，月工资四十二元五角。
三十多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大学生”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在文革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虽然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但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我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然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千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顽强地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时代同样属于我们。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虽因其推荐入学的方式、入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等原因受到了一些非议，但错不在我们，因为当时取消了高考，别无选择。其中大多数人学习比较刻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无私奉献的赞歌，成为一股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步的有生力军。
(责任编辑：唐虎)
